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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歌30年》并不是我原来想写的第一本书。因为，本来我对这种纪实式的文体不太感兴趣，而是一直希望先出一本乐评集，把我这些年来听音乐时迸发出来的一些思考拿出来跟大家交流。对我个人来说，这种带有思考和浓烈个人色彩的文字似乎更有价值。
    然而，这本并非为个人而写的《飞歌30年》走在了其他书的前面，竟然成为偶的“处女作”，这是原来未曾料想的。准确的说，这本书确实是一本职务作品，而且是在强大外力作用和内心责任感推动下“挤压”出来的一部作品。
    2008年的一天，我所敬重的一位上司语气郑重地对我说：“王俊，你得给深圳音乐写点可以流传的东西出来。”他还强调：“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必须现在就开始做，你责无旁贷。”
    我知道他的意思。在深圳，我是惟一跑音乐线10年以上的“老记者”。见证了一颗又一颗闪亮的星从这里升起，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采访资料和逸闻轶事，当然还包括足够充分的人脉资源。所谓这份责任“非我莫属”并非妄言。深圳歌声30年，感人故事一串串，却从来没有一本完整的著作，对这段影响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史的历史进行宏观的描述和微观的探究。
    冲着这份托付，以及那莫须有的“责任”，我接了这项工程。当时还是有些硬着头皮的。因为我知道，写书跟为报纸写新闻报道不同，它需要更严密的系统性，需要有文史价值和典藏性，更简单地说就是要对得起历史。所以，我肯定需要大量的一线采访，和长久的耐心与毅力。那时，我正因为受报社器重而诸事缠身，分身乏术，想要整块的时间很难。而且，我知道自己的脾性和弱点——懒散拖沓，意志力差，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最后关头不打起精神。
    书的选题原来是想讲“深圳音乐30年”的，包括了李云迪与钢琴之城、深圳交响、深圳合唱等内容，但后来在上司的建议下，决定集中火力，只讲“深圳歌声30年”。最初我定的书名是《声场》，后来，为了主题更鲜明，换成现在的名字。
    此书的诞生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的。考虑到出版经费问题，我通过深圳市音协向市宣传文化基金递交了一份额度仅有5万元的资助申请。按说这样“投入少、见效大”而且对深圳来说很有意义的文化项目，通过应该不成问题。然而由于所托非人，相关人员办事不力，导致经费长期无音信。所以，影响了我的创作动力。书的采访和写作一直停停走走，吭哧吭哧。甚至屡有打退堂鼓的可耻念头。
    这时候，还是俺那位慈悲的上司帮了我。找到肯主动为我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基本敲定出版日期，并以此来“倒逼”我尽快完成此书。隔三差五的催促，令我决定抖擞精神，定下目标：一定要在深圳特区30年之前完成此书。算是我对这座我喜爱的城市的一个小小回报吧。
    首先开始的就是旷日持久的采访。去寻访20多年前深圳歌舞厅辉煌史的那些见证者，与那些歌坛名宿们促膝长谈，还要与那一个个靠谱或不靠谱的音乐家与歌手们掏心、斗智。为了采访更详实，专门飞了一趟北京，在午夜12点抓到百忙之中的凤凰传奇长叙往事，将曾在岁月长河中闪亮的刘小幻、李盾等人挖掘出来逼着他们“爆料”，还不请自到地去音乐人何沐阳与徐千雅的爱巢上门做专访。
    后来的写作历程证明，当初那些实打实的采访功夫没有白费。它们保证了《飞歌30年》的许多历史细节是独一无二的，是具有长期鉴证价值的。虽然，当我后来整理那数十小时的采访录音时是那样的崩溃，虽然，每次约访一个名人前都要突破自己的心理自卑。但幸好我还是跌跌撞撞、痛苦不堪地连滚带爬过来了。
    我原先预计这本书只有15万字左右的篇幅，而且原想在每一章后面附上一个“深圳音乐见证人”的对话专访（其实有凑字数的嫌疑）。但后来动笔之后才发现，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下笔如有神啊，经常有“搂不住”的感觉，不得不自裁很多内容。那些对话专访根本没地方写了。最终此书近20万字。握在手里，厚厚实实的。
    这本书没有夭折，要归功于2009年4月的那次大连载。当时由于深圳启动音乐工程，有了这阵“东风”，还是俺那上司催促我先把书中的部分章节拿出来在报纸上连载。实际上，俺那时才刚给这本书开了个头儿。没办法，大话说出去了，埋着头干吧。每天都要面对编辑的催稿。于是，每天在日常工作之外还要挤这2500字，最多的一天各种稿写了1万字。那真叫生不如死啊。
    可是，没有那段历练，没有那35期连载做基础，《飞歌30年》是无论如何不会在现在和大家见面的。那时，每天晚饭之后，便狠心把妻儿关在书房外，自己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开始与文字和历史的彼此折磨。想起来，真是痛并快乐着的回忆。
    书稿完成之后。最大的欣慰莫过于请到我所敬重的两位前辈作序。本来我对序言这个东西看得很轻。但李皖和金兆钧二师在我心中却很重。我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他们的文字中萌生写乐评的理想，获益至今。当我与二位老师接触时，确实是忐忑不安的。然而，万万没想到，二位老师那样愉快而及时地接纳了我的“任务”，不仅从头到尾细致通读了我的书，而且写出了富有情感和力量的文字，算是给我这位后辈的初次亮相“贴金”了。
    这本书最终的品相我不能算很满意。譬如堪称“三俗”的封面设计，譬如在后半本书中加入了不少主旋律内容。但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岂能事事如意。出版社想卖书，上面的老板们也需要哄着，所以最终出来的这本东西肯定无法太纯粹。我完全能够接受大家的批评和不屑。将来争取改正和进步吧。
    深圳真的三十而立了。我对这座城市是有感情的。希望它能承接我献给它的这份歌声的礼物。

　　写音乐，注定要面对一种无力感。
　　人类所有的精神遗产中，音乐是最难延续流传的。声音的无形性，决定了它无法像文学、雕塑、绘画、书法那样，为后世留下可以触摸或感知的有形载体。所以，录音手段出现之前的那几千年的音乐，我们只能通过类似《琵琶行》那样的介质来不靠谱地揣摩它们本来的样子。谬之千里自然难免。
　　如今，音乐本体的记录虽已非难事。然而，蕴藏在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情感、气息和种种外延，依然是那样难以尽录。许多留在我们耳边的音乐，在岁月的磨砺之后都失去了细节和注解，附着在音乐身上的信息在一遍又一遍的“转录”后不断衰减，使那些声音与孕育它的生活、土壤和感情断裂开来。
　　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便是与这种无力感对抗的一次企图。一座城市的30年，正是一个介于铭记和遗忘之间的时光节点。过去的迅速隐去，未来的如潮而至。我担心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更替，会让那些美好的声音细节以一种我们不曾察觉的方式流失。所以，两年前，在一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提醒和督促下，我开始尝试回到那些歌声飞起的源头，用自己的寻访和记述，为那些过往的声音留下它们应有的刻度。
　　我深知这种尝试的有限性。毕竟，文字永远无法还原声音本身的那种在场感和冲击力。对于作为成品的那些音乐作品是怎样的美好、怎样的动听、怎样地渗透人心，我放弃了描述的努力。我只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移向那些歌声背后的人，我想知道，在他们难抑喉嗓、开口歌唱之前，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灵冲动，被卷进了怎样的人生故事，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动情地释放自己的声音？
　　我把歌声看成植物。在一片荒芜的河滩，与在一片生机勃勃的原野，它们的生长状态将是那样的不同。为什么偏偏在深圳这座传奇之城，歌声的生长竟能够那样茂盛？为什么在这块人们来往生息、行色匆匆的新土上，竟然也能沉淀下那样富有生机的声音？谁赋予了深圳这样的精神造化？谁让这座城市的30年歌声满天？
　　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部完整的书，沿着历史的纵深，叙写过这座传奇之城的音乐史。而今，深圳经济特区“三十而立”的时刻，犹如一个人生的驿站，且让我们停脚、回眸、品味、总结，然后再出发。
　　从事深圳音乐报道十几年后，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在这里震荡着一个强大的声场，无数活泼灵动的音乐形态在这里摇曳生姿。深圳飞歌30年，实际上推动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起伏跌宕的进程，映射着一座东方新城拔节生长的声音。
　　这本书的诞生，离不开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福田区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指导与支持。他们的高瞻远瞩和不遗余力，为这座城市铺陈出如此丰茂的声音风景，给无数听者的耳朵与心灵输送了那样悦耳哺心的歌声，令本书获得了内容给养如此充沛。
　　没有侯军、梁二平两位“指路人”的器重、勉励和鞭策，就不会有这本书。此书从创意、策划到采写、出版，都得到了他们全程的无私支持。他们在学问上的修为、理想上的坚持与人生理念上的豁达态度，一直是我景仰并学习的榜样。
　　感谢金兆钧、李皖两位乐评界的前辈不吝笔墨，为本书作序。我对流行音乐的认知和实践，常年得益于对他们著作、文章的反复阅读。他们赐予此书的文字，当可视为对深圳音乐的厚爱和鼓励，也会成为我前行路上的不竭动力。
　　感谢两年来接受我采访的那些歌手、制作人、见证人。他们其中的不少人虽已是一线歌星和大牌音乐人，前呼后拥，时间金贵。但冲着对深圳的那份昔日情份，还是慷慨而耐心地接受了我的询问，细细还原当年。
　　翻过此书，你也许记得，有那样一些歌，在那样一座生动的城市，曾经唱过。
　　合上这一页，期望你明白，还会有停止不了的歌，穿过我们的生命与魂魄，在城市的日日夜夜里，继续流传。

鹏城飞歌报春来

金兆钧

    王俊发来《飞歌30年——来自崛起之城的音乐报告》书稿，嘱为之序。一口气看完，感慨系之。
    我与深圳，渊源也算不短。1987年春，刚刚进入音乐界不久，我去广州参观羊城花会。这边活动刚刚结束，协会领导张非老师吩咐我：深圳马上举行首届中外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你就顺便过去看看，也对那儿的大众文化考察考察。
当时的我，只有我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同学经常去深圳回来带给我们的一点信息。恍恍惚惚中，只知道那是一个开放很快，发展也很快的城市，而“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仍然在争议中。
    那时的深圳还远没有如今这般“现代”，记忆中的市区也很小的一块。但深圳人给我的印象却充满了活力和新鲜感。当时已有一些北京的同学闯入深圳，见到他们，天南地北的一批年轻人谈钱、谈项目、谈资金，恍如天方夜谭。
    随后断断续续往来深圳，除了要去沙头角购物，最深刻的观感自然是深圳早期的歌厅文化，也听说了已经成名的周峰，陈汝佳。如同王俊在书中叙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深圳以其特区的身份和环境，在音乐上更多地是表现出了他的“军校”特性：大批的歌手在此炒更、跑场，学习着流行音乐，磨练着各自的性情，也探索着未来的梦想之路。而这些歌手们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相继离开深圳，或广州、或北京，都是为了寻找更广阔的舞台，更强势的天地。相应地，九十年代初中期开始，深圳音乐则在主旋律歌曲的创作上独辟蹊径，异军突起，《春天的故事》、《走向新时代》等作曲流布全国，形成另一道灿烂风景。进入新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深圳音乐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崛起，无论流行音乐还是主旋律歌曲，无论舞剧还是音乐剧等方面都提供了颇为骄人的成绩。而从近几年始，随着“全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评选活动”、音乐工程的启动，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在深圳的举办，深圳音乐建设又进入了一个向全国开放、向世界开放，全方位建设音乐文化产业的新阶段。
    作者王俊和我是同行，从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对深圳音乐和深圳音乐人的深沉关切，更可以看到他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了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国流行音乐建设30年，除了音乐创作、表演、制作和出版发行各界人士主力部队的冲锋陷阵，也少不了媒体人的摇旗呐喊，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的文字整备、理性辩难和史料性建设。王俊所做的工作正是填补了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空白，自然也会在深圳这年轻的城市文化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从事流行音乐研究评论有些年，最深的体会是要能够做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就是说：一个流行音乐的观察和评论者面对流行音乐这种发展迅猛、变化无常的文化现象，如果只是保持一个“门外”观察者的身份，很容易缺乏对这一行当的深入了解而失之于隔岸观火；而如果陷得太深，完全“门里”甚至“下海”，则很容易作茧自缚甚至立场全无。王俊作此书，可以感到他对深圳音乐和音乐人们乃至流行音乐文化在深圳文化发展中的切实投入，又可以发见他踏实的考察、求证的工作姿态，当然更有在此基础上对深圳音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和批判。这是我非常赞同的。如果在此书以后的修订中，王俊能更多地对深圳流行音乐文化与深圳经济生活的发展、深圳城市文化的深层关联予以更多的揭示——例如地理的、人文的甚至是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地理环境、经济模式等等方面，相信此书会更加完善和丰富。当然，另写一本可能也是好的选择。
    中国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大文化乃至于流行音乐文化也正在面临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梦醒时分”。在这一切变动不居的时代，需要一代实践者不屈不挠、脚踏实地的努力和探索，也需要一代观察和思考者与时俱进、沉着冷静的质疑与呼问。仅以此和王俊共勉，也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来关切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及其产业的未来！

    （金兆钧：资深乐评人，《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中国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曾任青歌赛、金钟奖等国家级歌唱赛事评委。著有《光天化日下的流行》等。）

（这哥们长得真像王磊）

   好吧。我谈一下昨晚这场演出——“民谣在路上”深圳站。本来，朋友弄的演出，不好意思说得太好，更不好意思说不好。怕朋友太纠结。但下午睡了一大觉后想明白了，说厚道的实话，这才是对朋友真负责，更重要的是对我喜欢的那些音乐负责。

    这台演出来得太晚了。昨晚我一边看演出，一边在想念3个人：1，胡吗个——论嬉笑怒骂的功夫，周云蓬是他徒弟，邵夷贝是他徒孙；2，小河——论音乐性和实验性，他是内地民谣之祖；3，张楚——他的诗性，仍然值得昨晚的所有人学习。我从来没觉得张楚是摇滚，你听《西出阳关》，太民了简直。

    当然，顺带怀念一下的还有

    我坦白了吧。今晚这场陈楚生演唱会我本来是没准备去看的。一方面是为了应付上面的差事，我已经跟刘我歌张过一次口了，不好意思再给他添负累；另一方面是我确实对楚生没信心，兴趣也说不上大。
  但刘我歌——这位深圳原创音乐的最赤诚推手——听说我不去着了急了。他们夫妻双双上阵，送票+接送+吃饭+饮品+一袋粽子，让我夫妻二人享受了一回VIP待遇。如此火热的人情，不去就是不通情理了。
    结果，今晚的事实证明，如果我不来会是巨大的遗憾和损失。小弟带给了我们很意外的惊喜。他的作品是靠得住的，他的演唱是无可挑剔的，他的用心是无比真诚的。我和清水都不停地在说：没想到，确实没想到。到最后，全场同心齐唱时，他落泪了。我能感受到那是真的泪，绝非表演。
    想一想真是奇迹。仅仅在3年前，这个黑瘦的青年还是深圳舞台上最不起眼的一位用唱歌来讨生活的歌手。而如今，他一呼万应。今晚这场演唱会，是30年来深圳原创歌手举行的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这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意义是无穷的。足以令人骄傲。
    这曾经是一座贫乏的城市。而今晚，我终于听到了它的色彩。
    再次鸣谢刘我歌。小弟对你的公开感谢是值得的。

      他双目低垂，嘴角荡漾着浅浅的笑意，安安静静地伫立到舞台的中央。刚才还人声鼎沸的两万人瞬时为他而静谧下来，人们屏息凝神，等待着那个绝美时刻的来临。
　　一个轻巧的弦乐句子滑过，他双唇轻启，霎时间，那明亮的声音便像透破云层的阳光一样洒落下来，让我身上暖融融的——一种游子归家般的和煦和温情。
　　波切利——他看不见这个世界，然而那晚，他却用充盈着幸福感的歌声让这个世界顿时明亮起来。
　　演出在他最钟爱的威尔第名段“善变的女人”中开场。演出上下半场的曲目安排泾渭分明：上半场，将自己最热爱演唱的歌剧选段和盘托出，从威尔第《游吟诗人》与《茶花女》、马斯康尼《乡村骑士》，到普契尼《波西米亚人》、古诺《浮士德》；下半场，则是在专辑《心醉神迷》中收录的一批拿波里民歌，包括《桑塔露琪亚》、《缆车》，用歌声倾诉着对故土的爱恋。当然，四次返场也少不了《告别时刻》、《今夜无人入睡》。
　　长着一头野性的乱发、蓄着凌乱胡须的他，在演绎那些戏剧性的歌剧选段时却显露着迷人的高贵气质。虽然他的声音有如上帝赠予的礼物，但在演唱时并不滥用自己的嗓音，甚至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歌剧腔”，只是用有控制的声音和“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去传达着那些歌剧角色的喜怒悲欢。
     他的台风和演唱会的舞美、灯光、气氛营造也是如此极简。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中，竟然从头到尾只讲了一句话，除在演唱《妈妈》之前将这首歌在母亲节来临之前献给天下的女性之外，便惜言如金，连句“谢谢”或“再见”都没有。在形体动作上，也一直保持了双臂下垂、安静站立的姿态，只有在女嘉宾与他对唱情歌时，他才会稍稍侧过身，带着笑意聆听那歌声中的爱意。
　　没有炫目的灯光，没有视频特效，舞台的背景只是白色的纱幔，将与歌曲意境相符的黑白影片投射在上面。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只有聆听，去仔细地品味那歌声中的甘甜、苦涩、欢乐、忧伤。
    看这样的演出，甚至不需要带着眼睛来，只要有耳朵和心就足够了。
    看这样的演出，自己都觉得惭愧，未免太腐败了